下面就是我们帮你搜集整理的有关《五言诗简介，试述从汉到唐乐府诗的发展过程》的问答
本文目录一览
- 1、五言诗简介
- 2、试述从汉到唐乐府诗的发展过程
- 3、分析诗歌从《诗经》到“汉乐府”在创作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
- 4、乐府诗是什么时候出行并盛行的
- 5、请介绍一下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 多谢！
- 6、中国诗发展的历程
- 7、乐府的诗体演变
- 8、在句式上,乐府诗是我国什么诗的开河
五言诗简介
五言诗简介
五言诗实开端于西汉五言形式的民间歌谣。据史书所记，西汉已
流行五言诗，在乐府歌辞中，已有许多五言诗歌。可知五言诗草创于
西汉。到西汉后期有民谣，这时还不算是严格的五言诗，但已给后人
开其端。到了东汉，五言诗的正式体裁已经形成，直到出现了《古诗
十九首》，五言诗才算有了突破，是成熟的诗作。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向来说者不一，但可以大致肯定，它大
约是东汉末年中下层文人所作。到了梁代萧统编《昭明文选》时，被
编在一起，此后才被视为一个整体。
这些诗作的思想内容，按其题材性质可以分作下列三类：
一、反映士人仕途失意的形形 *** 思想
如《西北有高楼》、《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
、《驱车上东门》等。
二、反映游子思妇之情
如《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去者日以疏》
、《明月何皎皎》、《青青河畔草》、《凛凛岁云暮》
、《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
三、爱情和反映人情世态的诗
如《迢迢牵牛星》等。
这些诗思想内容很复杂，但共同特点是感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
水，汲汲遑遑，如恐不及，充满悲痛感伤情调。
试述从汉到唐乐府诗的发展过程
广义的汉诗研究，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曹氏父子的诗歌，直承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精神，在创作中就有对于汉诗的学习和研究，只是没有相关的著作传世。因此，梁人刘勰对汉诗的评价，可以看作是汉诗研究的真正开始。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这段话，是刘勰对汉代文人诗的评价和发展过程的一个简单描述。但遗憾的是，汉代文人五言诗究竟作于何时，在这时却成了疑问，且不要说李陵、班婕妤的诗见疑于当时，就是被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大多数在当时也已经不知为何人所作。这里面有几首诗，传言为枚乘所作， 但刘勰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只肯定其中的《孤竹》一篇是傅毅之作。和刘勰同时年龄稍小一些的钟嵘，在《诗品》中对汉代“古诗”有着更高的评价，甚至称其中陆机所拟的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与刘勰不同的是，对于传为李陵、班婕妤的诗作，钟嵘没有表示怀疑，对于那些“古诗”，他虽然也承认时代“眇邈，人世难详”，可是却认为产生在李陵之前。正因为钟嵘有这样的认识，按照他的评诗原则，“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 就把“古诗”放在了整部书的最前面来进行评述。和钟嵘同持肯定态度的还有梁人任昉和萧统。任昉在《文章缘起》中说：“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萧统虽然没说“古诗”的作者是谁，可是《古诗十九首》就是由他最早编入《文选》才得名的。同时他在《文选序》中说：“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这里所说的“降将著河梁之篇”，正是指传为李陵所作的《携手上河梁》一诗。由此可见，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时代和作者问题，自六朝时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唐宋以后，关于汉代文人诗的研究日渐增多，唐人李善的《文选注》，根据《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诗句，明确指出这些诗中有东汉之作，而决非全部出自西汉枚乘之手 。而唐代释皎然和白居易，则对传说中的李陵、苏武诗仍然持肯定态度。宋人蔡厚居虽然不同意李善的看法，认为十九首非一人之词，同样肯定里面有枚乘、李陵之作。王应麟则取《史记正义》引虞美人诗为证，认为五言诗在汉初已经产生。但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五笔》卷14中则以“李陵诗”和“枚乘诗”中有一“盈”字，犯汉惠帝名讳为由，认定这些诗一定是后人伪作（按此条已被后人驳倒）。从此以后，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作者时代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自唐宋以后，“诗话”是中国文学评论的一种重要形式。宋人范晞文的《对床夜语》、金人王若虚的《滹南诗话》、元人杨载的《诗法家数》、明人徐祯卿的《谈艺录》、陆时雍的《古诗镜总论》等著作，对于汉代诗歌都有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宋人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明人胡应麟的《诗薮》，是后人研究汉诗极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自周代社会始，中国人对乐就极为重视。对于在汉代而产生的配乐演唱的乐府诗，魏晋以降一直受到各朝各代的看重。历朝的正史，从班固的《汉书》开始，就有《礼乐志》专述汉代乐府产生的经过。以后《晋书》、《宋书》亦有记述，其中以《宋书·乐志》最值得重视，中间有一卷专记汉魏相和歌辞，还有一卷中记录了汉代的杂舞曲辞和《鼓吹铙歌十八曲》，这为后人详细了解汉代乐府诗的发展提供了较早较为可靠的资料。唐代以后，关于汉代乐府的发展演变情况，以杜佑的《通典·乐典》、郑樵的《通志·乐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乐考》三书记载较详，是我们研究汉乐府及其沿革的重要文献。关于汉乐府诗方面的最重要著作，当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此书除搜罗的作品完备之外，另一特点是对其中的每一类、甚至一些重要篇章都有解题。这部兼有研究性质的乐府诗总集，为后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汉以来的乐府诗研究著作里，最早的应该是传为东汉末年蔡邕所作的《琴操》二卷。这部书中所记，大都是传说为先秦的古琴曲，另有部分汉代创作，这是后人研究自先秦以来中国琴曲演唱历史的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六朝时陈人释智匠的《古今乐录》，则是唐以前关于汉乐府诗歌及其演唱、器乐等情况的最为详备的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其后，则有唐人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刘餗的《乐府题解》，也保留了许多重要材料。 除此之外，在晋人崔豹的《古今注·音乐》一门里有十八个条目专讲乐府歌曲的本事及缘起，也是后世颇为重视的文献材料。 清代以后，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成果日渐增多。在一些传统的诗话，如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沈德潜的《说诗晬语》、袁枚的《随园诗话》、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刘熙载的《艺概》等著作中都有一些关于汉诗的评论。一些诗歌选本，如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沈德潜的《古诗源》、陈沆的《诗比兴笺》、张玉谷的《古诗赏析》、吴淇的《选诗定论》等书中，对汉诗都有较为详细的评注。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以汉诗或汉魏乐府为对象的专门研究著作，如朱筠的《古诗十九首说》、姜任修的《古诗十九首绎》、费锡璜的《汉诗总说》、李因笃的《汉诗音注》、朱乾的《乐府正义》、庄述祖的《汉短箫铙歌曲句解》、陈本礼的《汉乐府三歌笺注》、谭仪的《汉铙歌十八曲集解》、王先谦的《汉铙歌释文笺正》等著作。这些著作，或者在汉诗的字词音义上有专门研究，或者在汉诗的艺术方面有独到心得，或者就文人五言诗体悟很深，或者在乐府诗的某些方面有较深研究。它显示了清人在汉诗研究方面的进步。
分析诗歌从《诗经》到“汉乐府”在创作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中华文化光辉灿烂的五千年历程中，诗歌无疑是备具华彩的一章，尤其是唐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完备形式，甚至成为整个诗歌史乃至中华文化的代表。这一文明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先秦诗歌的初步发展，到唐代诗歌的繁盛，期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的发展。那么，自有诗以来至唐诗之前，诗歌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是怎样的变化使诗歌逐渐展现出唐时的风貌？ 一、诗歌形式的演变 （一）五言诗的出现与定型 作为先秦时期出现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代表了当时诗歌的艺术成就。从形式来看，《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这是当时诗歌的主要形式，与唐诗的五言、七言句式截然不同。 五言诗产生于汉代，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五言诗最早为当时民间流行的五言歌谣，如李延年为武帝演唱的“北方有佳人”六句歌诗，有五句为五言，成帝时长安流传的歌谣《尹赏歌》《邪经败良田》都已经是标准的五言诗。西汉乐府广泛搜集各地歌谣，其中肯定会有相当比例的五言诗，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虽为长篇，但全篇采用五言句式，可见在民歌中五言句的应用已趋成熟。这种五言歌谣虽已引起文人的注意，但当时文人创作的并不多，乐府诗歌中更多的是三言、五言、七言不等的杂言诗。直到东汉，才开始有较多的文人创作五言诗，如班固、张衡、秦嘉等。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秦嘉的《赠妇诗》三首，则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而文人创作的《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1)，对后世文人如曹植、陆机、鲍照等的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从西汉五言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到文人五言诗，这是早期五言诗发展的基本轨迹。 五言诗的大量创作并最终取代四言诗而基本定型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这种自觉表现在：一、作家主体自身的自觉；二、对五言、七言诗规律的把握。(2)这一时期，一方面文人主体意识觉醒，个人意识开始介入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对五言诗、七言诗进行了大量自觉创作。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3).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他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成功地完成了由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其时的建安七子对五言诗的创作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对诗歌题材的开拓，这在后面将会讲到。作为文人创作，邺下诗歌使五言诗第一次获得了强烈的个性特征，形成了鲜明的个性风格。“新声起于邺中”（唐·卢照邻《乐府杂诗序》），邺下文人的五言诗创作，正在进行着汉诗走向近体诗的历史大转变。在这之后，五言诗的创作明显增多而渐趋成熟，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全为五言；陆机的《拟古诗》、左思的《咏史》、刘琨的《扶风歌》、郭璞的《游仙诗》等，“皆五言之警策者也”（钟嵘《诗品序》）。陶渊明的田园诗，则自成风格，表现出极高的艺术成就。到南朝，五言诗则真正取代四言诗，成为其后长达两千年的独立文学样式。经过南朝诗人的努力，特别是齐梁时期“永明体”的兴起与发展，讲究声律与对偶，符合近体格律的律、绝形式，已经产生并被普遍运用，出现了不少基本符合近体格律的作品，如谢朓的《离夜》“玉绳隐高树，斜汉耿层台。离堂华竹尽，别幌清琴哀。翻潮尚知恨，客思渺难裁。山川不可尽，况乃故人怀”。这首诗除个别地方不合格律，基本上已是律诗。而这时的绝句，不仅已经成熟，并且也已定名。徐陵编《玉台新咏》，卷十基本选录绝句，明确称呼的就有《古绝句》四首，所选诗皆五言四句，其风格、意味已与近体绝句无大差异，如陶弘景《诏问山中向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诗歌发展到这时，虽然声律方面还不够成熟，但已可窥见唐诗风貌。
乐府诗是什么时候出行并盛行的
乐府诗是汉代出行并盛行的。乐府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
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人叫作“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亦称“乐府诗”。
产生影响
乐府诗中的《江南》、《十五从军征》等是整齐的五言诗，一般认为这两首诗是西汉时的作品。到了东汉，乐府诗中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性也日臻完美。
和文人五言诗互相影响，共同促进。在汉代乐府民歌中和文人创作中孕育成熟的五言诗体，此后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主要形式。五言诗是在汉代产生的，乐府诗中的《江南》、《十五从军征》等是整齐的五言诗，一般这两首诗是西汉时的作品。
请介绍一下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 多谢！
五言诗是每句五个字的诗体。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当然，《诗经》中早就有五言的句子，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作，以五言为主。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古代本有五言诗起于李陵《与苏武诗》的说法，但后人多加以否认，如苏软题（文选动便说；“李陵、苏武，五言皆伪。”又有说五言起于《古诗十九首》，也未获广泛赞同。大抵五言诗系吸收民歌的形式而成。秦始皇时的民歌《长城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就是使用五言。汉代的乐府诗如《江南》、《白头吟》、《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也是五言。文人作的五言诗，一般认为最早的要算班固的《咏史》。五言的句式是在四言的基础上每句增加一个字，在句子的节奏上增加了一拍，形成了二二一或二一二的节拍群。由于不同节奏在诗中交错运用，就使句式更富于变化，更具有音乐感。另外，由四言变为五言，使句子在语法成分上增加了容量，使一个句子可以容纳主语、谓语或宾语同时出现，从而增强了句子的表现力。钟喇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历史上的诗作总量，以五言诗为最多。唐人写有大量的五言古风及五言律绝，如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五言诗以首句不人韵为常式，间也有首句入韵的。五言古风多是一韵到底，甚少换韵，这与五言律绝诗相似。
中国诗发展的历程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 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乐府的诗体演变
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样式的变革往往和流行乐曲的声调有关。两汉乐府诗最初是配乐演唱的，它之所以在诗体形式上不同于《诗经》的四言句，既是诗歌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乐曲的因素发挥作用。汉高祖刘邦是楚人，喜爱楚声，他的《大风歌》就是用楚声演唱的。先秦楚地诗歌的代表样式是《离骚》体，通常每句六言或七言，七言句最后一个字往往是语气词。这种诗体的句式稍加延伸，去掉语气词，就变成七言句。把六言句中间拆开，就变成两个三言的句子。楚声也可以演唱四言体诗，汉高祖刘邦的《鸿鹄歌》是四言诗，他用楚地曲调唱给戚夫人听。不过，用楚声演唱骚体诗，更合乎楚人的情趣。骚体稍加改造，就变成七言句和三言句，因此，汉代乐府用楚声演唱的歌诗，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三言句和七言句，从而导致诗体的演变，这种迹象在汉初就已经出现。《安世房中歌》是用楚声演唱的，其中第六章是七言和三言相杂：“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这篇作品是用楚声演唱的三言七言相杂之诗，是对骚体诗的改造。至于第七、八、九三章，全是整齐的三言诗，是把骚体诗六字句一分为二的产物。到了武帝时代的《郊祀歌》19首，纯四言诗只有9首，其余或是三言，或是杂言，尤以三言和七言居多。汉代楚声的流行，对三言和七言诗句的大量出现起了催化作用。汉代乐府诗歌的曲调来源是多方面的，除了中土各地的乐曲外，还有来自少数民族的歌曲，鼓吹曲辞收录的铙歌18首就是配合北狄西域之乐演唱的。鼓吹曲本是军中用乐，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它的曲调和中土音乐有很大差异，因此，配合鼓吹曲演唱的歌诗也就和中土常见的体式明显不同。现存铙歌18首各篇均是杂言，和其他乐府诗迥然有别，是诗歌形式发生的重大变化。对乐府诗体产生重大影响的乐曲除楚声和北狄西域乐外，还有中土流行的五言歌谣。仅以西汉而言，惠帝时戚夫人所唱的《舂歌》，六句中有五句是五言。李延年为武帝演唱的“北方有佳人”四句歌诗，有三句是五言，第三句去掉调节语气的“宁不知”三字，也变成五言句。成帝时长安流传的《尹赏歌》、《邪径败良田》歌谣，都已经是标准的五言诗。西汉乐府广泛搜集各种歌谣，其中必有相当比重的五言诗。这些五言歌谣在形式上不同于传统的四言诗，引起文人浓厚的兴趣，并且亲自模仿拟作，因此，东汉开始有较多的文人五言诗。从西汉五言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到文人五言诗，这是早期五言诗发展的基本轨迹。
在句式上,乐府诗是我国什么诗的开河
五言诗体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诗经》亦是现实主义)，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于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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